势力之大已经可想而知。也就是说，在商鞅手里，旧贵族与商鞅之间已是不可调和的生死矛盾了。这样一来，秦惠文王便已成竹在胸，如果两方必须舍弃一个的话，那就只能是已经57岁，对秦国没什么大用的商鞅了。于是，为了秦国的利益，秦惠文王明知商鞅冤枉，但还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将商鞅车裂，夷三族，以平息旧贵族的怨愤。
在商鞅之前，秦国是一个任人欺辱的弱国，所以秦孝公才在流芳千古的《招贤令》中说：诸侯卑秦，丑莫大焉。然而到商鞅之后，经过商鞅一系列努力，秦国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强国，逼得以前的老敌人、一直看不起秦国的魏国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，很委屈的割地求和。
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公论：秦穆公以后，秦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君王就是秦孝公，而秦孝公之所以重要，之所以为之后秦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，与商鞅的功劳是分不开的。
于此而言，商鞅之于秦国，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功臣，秦国如果没有商鞅，没有商鞅的变法，以后的强大自然无从谈起。可就这样的人，秦孝公一死，秦惠文王继位，他也不想想这个“王”是怎么来的，上任伊始，就将商鞅车裂，并夷三族，给予了极为严厉的惩罚。
杀了商鞅，就意味着商鞅错了，可秦惠文王呢，杀了商鞅之后并不妨碍他“不改商君”之法，不改商君之法就等于承认商鞅的功劳，承认商鞅的功劳却将人处以车裂的极刑。
互相矛盾的两种做法在秦惠文王手里居然高度统一，他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公子虔、甘龙、杜挚等人是谁？
秦国老贵族，有盘根错节的势力，秦国秦怀公、秦灵公、秦简公、秦出公、秦献公时期五代朝政混乱甚至君王更替都是由秦国老贵族一手操纵。
势力之大已经可想而知。
秦孝公父亲秦献公时期，已经着手仿照魏国改革，可就是因为一个简单的“初租禾”，承认土地私有，便触及了旧贵族的利益，引起旧贵族的反对，所以非但不敢深入，而且还将打败韩、魏两国之后夺得的土地分给旧贵族，以博得他们的欢心。
同时为了摆脱旧贵族的控制，还专门将国都从雍城迁到栎阳。
当时秦国旧贵族的势力就这么大，大到可以影响国家决策，大到连君王都得忍让三分。
秦献公就小小改革一下，便费了那么大周折，那商鞅呢，奖军功、废井田、郡县制等等，都是从根本上否定贵族特权，要将他们的利益连根铲除。
也就是说，在商鞅手里，旧贵族与商鞅之间已是不可调和的生死矛盾了。
这样的矛盾，秦孝公活着的时候他还可以设法平衡，但秦孝公一死，新继位的秦惠文王没那么大能力，这时候以公子虔、甘龙、杜挚等为首的旧贵族就开始发难，污蔑商鞅造反，等于掀开了矛盾的锅子，让秦惠文王和商鞅之间做个取舍。
那么，二者之间该选择谁呢？
秦惠文王是一代英主，所以他深深的明白：商鞅的作用在于商鞅之法，如今商鞅的改革已经完成，商鞅之法已经深入人心，留着他也没什么用处，却会引起旧贵族的一致反对，从而给秦国造成混乱。
这样一来，秦惠文王便已成竹在胸，如果两方必须舍弃一个的话，那就只能是已经57岁，对秦国没什么大用的商鞅了。
原因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么无情。于是，为了秦国的利益，秦惠文王明知商鞅冤枉，但还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将商鞅车裂，夷三族，以平息旧贵族的怨愤。
商鞅就这样死掉，如同一根嚼的没味的甘蔗，可商君之法，商君精神却得以千古流传，所以，他还是幸运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