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学者考证，曹雪芹诗风颇似李贺，其诗多新奇诡怪。因此，王和尚计划，以书中诗论为引引申阐发其意。至于人物分析，本系列暂不涉及，且待王和尚另文细述。其一，物象与诗情之关系。其一，律诗之体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颇受诗家推重。即律诗要求格律严整，典丽精工，并且气度沉着，优游不迫。所谓“有面目”即有自己之特色、风格和气质。此其为学诗要“有面目”，不能贪图博爱，花心过甚。
《红楼梦》一部大书包罗万象，文备众体，其中引用了大量前人诗词，作者也为书中人物量身定做了多篇诗词曲赋。虽然曹雪芹未必有“传诗”之意，但其中的作品既符合人物性格，也展露出其各异才情，以致脍炙人口而为历代读者喜欢。
据学者考证，曹雪芹诗风颇似李贺，其诗多新奇诡怪。然而《红楼梦》中人物所作之作品却似颇受“性灵说”影响，多纤巧细腻，辞藻典丽。但是，本系列文章，王和尚却无意评析书中诗作，却着眼于书中人物对诗的观点和议论。
为何？王和尚以为，这些观点立论颇为平和中正，足可为学诗者张心眼，正诗观。因此，王和尚计划，以书中诗论为引引申阐发其意。至于人物分析，本系列暂不涉及，且待王和尚另文细述。
此为第一篇：薛宝钗部分。
薛宝钗为学诗指明三个方向《红楼梦》第37回，海棠诗社初建，众人兴头甚高，议论要作诗。李纨建议以海棠花为题写诗。迎春不擅诗词，就说“都还未赏，倒先作诗”。以迎春的理解，要题咏海棠花，就要先观赏一番，才有诗兴。宝钗有一段精彩的反驳，点明了写诗之奥义，脂砚斋评为：真诗人语。
宝钗的第一层观点是：不过是白海棠，又何必定要见了才作。（古人）若都是见了才作，如今也就没这些诗了。
这段话很有道理。
诗人写诗是艺术创作，而非照相纪实。即便如杜甫被称为“现实主义诗人”，也绝不会事事非要经历亲见才能写诗。为何？写诗需要联想、想象，需要根据自己的经历进行艺术加工。因此，写诗既要立足真情，又要懂得剪裁之妙，但是绝得要当时看到、听到、经历过才能写诗。
比如，李白写闺怨“却下水晶帘，玲珑望秋月”，难道李白真是看到此女子之动作才能写诗？他只须合理发挥想象，摹写其形影即可。
诗人之所以是诗人，并非仅仅因为其经历丰富，见识广博，关键在于其善于观察和联想。观察细节，合理联想，自然能“状难写之景，如在目前”了。
可笑的是，如今有些“诗人”，最爱“题图”，非要对着一张诗意的图片，才有诗兴。王和尚曾笑称：看图写话，不是小学才有的作文训练么？既然写诗，心中就没有诗意，非要图片来逗引么？平常不曾看云听雨，观花赏月么？而尤其可笑者，诸多“题图者”，仅仅是刻板直接描写画，而并无诗意诗趣。如此写诗，不过是堆积辞句罢了。
试看清初诗人吴绮的一首题画诗，诗曰：茅屋净无尘，溪树青疑雨。中有卷书人，坐与春山语。短短20个字，画中景与人，人之神态志趣，均已写足，如此才算是好的“题画”诗！
为何写诗要有志趣寄托？且看薛宝钗之第二层观点：古人诗赋，也不过都是寄兴写情耳。这就揭示出写诗之目的：寄兴写情。
这也有两层含义。
其一，物象与诗情之关系。钟嵘《诗品·序》中说：“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行诸舞咏。”自然万物，荣衰消长，都会因此诗人内心之触动，因此“摇荡性情”才会写诗寄意。诗中之物象须要为表意服务。
比如，杜甫身经战乱，被困长安，故而其眼中之景乃是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，其看到诸葛亮祠堂之冷落萧条，笔下之景也是“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”。而孟郊科场登第，心情快意，自然就感觉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了。
因此，胡应麟说：作诗不过情景二端。写诗不过是以景写情，什么样的心情，笔下也自然是什么景了。处理好情与景的关系，才能如王国维所言，既能“以奴仆命风月”，也能“与花鸟共忧乐”。
而写诗是为了什么？这就是“寄兴写情”的第二种含义，即在命意上有所寄托。
所谓寄托，未必是诗人之壮志，豪情，不遇或者激愤，而诗人之志趣、胸怀、品格与感悟也是诗之寄托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写诗要言在此而意在彼，如此诗才有深度和厚度。
比如，南唐冯延巳之《鹊踏枝》阕，有“日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辞镜里朱颜瘦”一句，作者虽口口声声说“闲情”，而此句亦感叹时光流逝，但词中却另有深意，即南唐小国外伺强敌，内有纷争，朝事日非，亡国有日，这种忧虑和挣扎，才是冯氏之内心。故而该词虽看似写闲愁闲情，其实却蕴含着国事的担忧和内心的反省，此即所谓寄托。
再如曹植之《洛神赋》，好事者多以为此为曹植苦恋甄后而作，实则大谬不然。殊不知，以美人比喻理想，追求乃是古诗之传统。若仅以苦恋为旨，实在是不懂中国文学之传统。
“美人”多不是实质的个体，而是代表诗人之理想追求。《诗经》中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，乃是理想远隔，需要跋涉追寻；《离骚》中“美人”是指他日夜思念的圣明君主，而“香草”则是具有高洁德操的挚诚君子。这也是诗人之寄托。
因此，诗人写景咏物，决不能停止于景物，而要在其中寄托其深意，如此诗才会耐读耐品。
同样在《红楼梦》第37回，薛宝钗咏白海棠诗，其中有“珍重芳姿昼掩门”一句，被李纨推赏，称其诗“有身份”。
“有身份”三字也值得推敲，王和尚以为也有两重含义，足可谓写诗者注意。
其一，律诗之体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颇受诗家推重。虽然律诗写作风格多样，司空图目之为“二十四诗品”，严羽则以为可分为“九品”。不论如何分类，一般而言律诗以气象雍容，庄严沉着为正格。
何为气象雍容？即律诗大气苍茫，气象巍峨，规模宏远，此可以王维之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及杜甫之“旌旗日暖龙蛇动，宫殿风微燕雀高”两句为证。
何为庄严沉着？即律诗要求格律严整，典丽精工，并且气度沉着，优游不迫。即写律不可小家子气，也不可轻佻浮滑，如此才显得堂堂正正，如渊渟岳峙。
李纨之所以推重薛宝钗之诗，也在于此。薛宝钗系大家闺秀，自重身份，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动”，故而其笔下之海棠花，庄重不亵，自有一种矜持和自爱的气度。
其二，“有身份”三字更可为学诗者凛遵者，并不在上文之“沉着雍容”，而在于“有面目”。所谓“有面目”即有自己之特色、风格和气质。一言以蔽之曰：要有辨识度。
中国诗词上千年，其中名家辈出，各有其妙。今人学诗，“师古”不失为一个方法。严沧浪谆谆告诫学诗者要“以汉、魏、晋、盛唐为师，不作开元、天宝以下人物”。林黛玉教香菱学诗时，也说要先读王维、杜甫和李白的作品，然后读“陶渊明，应玚，谢、阮、庾、鲍”等人的诗作。如此学诗，才算是“入门正、立志高”。
此论很有道理。但是，如此众多之诗家，如何去学，王和尚却有自己的看法。
学诗固然要学名家之作，但关键在沉下心去认真去学。并且，学名家之作是为打底，要进一步则需要独尊一家，旁及众长。为何？苏轼诗学白居易，姜夔诗学陆龟蒙，也有学其他名家贾岛、姚合，韩愈者。即，学诗到一定程度，就要认真去学一个人，或者一种流派了。如果枉费心力，想要博采众长，恐怕要邯郸学步，浪费心力了。
人之精力及思力有限，需要集中在一点才可叩门而入。而在选择学何人时，王和尚以为应该选择与自己脾气、秉性、经历乃至思想相近之名家，如此才有兴趣愈读愈深，愈行愈远。比如，王和尚自己，就以三年之精力通读，细读杜甫全集，也只是对其律绝略通一二而已。
此其为学诗要“有面目”，不能贪图博爱，花心过甚。
学之既久，必能悟入。但是写诗，却要有自己之“本来面目”，学古而不能泥古，更不能套古，一定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有风格。学杜甫而像杜甫，又有何用？比如，江西诗派之陈与义，学杜甫用力最勤，也学之最像，却在江西诗派“一祖三宗”中成就最低，其原因无非是，着魔太深，而失去自己本来面目罢了。
但是，虽然李纨推重薛宝钗之诗“有身份”，后文有说林黛玉之诗“风流别致”，薛宝钗之作“含蓄浑厚”，那么“风流别致”和“含蓄浑厚”又各有何种含义，两种风格有高下之分么？请看王和尚后文的解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