敌人前堵后追，部队伤亡很大。汽车行驶到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劳山，遭到土匪的袭击。卡车轮胎被打破，司机被击中。之后，张云逸又冒险返回汽车，销毁了机要员口袋里的密码，并与随后赶来的战士一起收殓了18具烈士遗体。不幸的是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在一次日军飞机轰炸广州时，王氏在逃难中被炸死。途中，叶辅平留下等后面的物资车辆，韩碧母子二人乘车先走。而当母子两人历尽艰险赶到新四军军部时，张云逸已被派往江北指挥部工作。
每年的大部分时候，开国元勋张云逸大将的儿子张远之都会和妻子王婷到海南居住，不是为度假，而是想“常来这里住住，感觉离父亲更近一些。”张远之说，“父亲生在海南文昌，一生转战南北，少有空闲回到家乡。他生前经常对我们说，‘我就是海南农民的儿子，我的根就在这里。’”现在，83岁高龄的张远之带着妻子奔波在海南，走访父亲恩师、战友的亲朋遗属，了解他们共同战斗的经历，并将父亲最珍贵的遗物捐献给了海南省档案馆，“算是延续父亲的乡恋吧。”
张云逸一生极具传奇色彩：他是新中国开国10名大将之一；革命资历最老，历经辛亥革命、百色起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；当过红七军军长、中央军委副参谋长、军区司令员。毛泽东称其“老成持重，威望颇高”。
谈起父亲，张远之滔滔不绝，声音铿锵有力。“父亲一生中值得我们奉为楷模的事情很多，他的仁爱之度、他的勇将之风，至今常常浮现在我眼前。”
无数次身处险境
张云逸1892年出生，家世贫寒。张远之告诉记者，父亲每每谈到自己的过去，总是眼含泪水。“听父亲说，他小时候生活很苦，全家8口人，仅有一亩多水田和一点旱地。父亲18岁时，祖母就去世了，他的两个弟弟也先后夭折。”苦难对张云逸的人生选择有着很大的影响。1908年，张云逸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，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，走上革命道路。1911年4月，张云逸在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，同年10月，又在辛亥革命中参加了攻打两广总督府的战斗，后任国民革命军旅长、师参谋长。1926年10月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在1929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张云逸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，参与创建右江苏区。
不论官有多大，张云逸始终保持着朴实的作风。“据曾任父亲随从医生的欧阳山回忆，百色起义后，父亲虽然任红七军军长，但他和士兵拿一样的薪水，穿一样的衣服，吃一样的饭菜。每到一个宿营地，父亲一定要到炊事班，拾柴、烧火、煮饭、炒菜，忙个不亦乐乎。因为他年纪大，红军战士都叫他‘老火头军’。”
据张远之介绍，1931年1月，红七军奉命北上江西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。敌人前堵后追，部队伤亡很大。有一天，张云逸正在行军，忽然看见一个伤员一瘸一拐，就上前扶他。但伤员非常害怕，一个劲地往旁边躲。张云逸非常奇怪，旁边的人告诉他说，这个伤员已经被安置在老乡家了，他是偷偷跟来的。“父亲听后心情非常沉重，传令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掉，就是不能丢掉伤员！”张云逸的话迅速传遍全军，伤员们听后十分感动。
张云逸戎马一生，无数次身处险境。1937年4月25日，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的张云逸，随周恩来从延安去西安，同行的还有时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秘书孔石泉。汽车行驶到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劳山，遭到土匪的袭击。卡车轮胎被打破，司机被击中。张云逸命令副官陈友才掩护周恩来。陈友才大腿中弹，无法行动，索性主动出击，把火力吸引到自己这边。张云逸则拉着周恩来钻进右侧树林，沿着一条小沟转移。之后，张云逸又冒险返回汽车，销毁了机要员口袋里的密码，并与随后赶来的战士一起收殓了18具烈士遗体。
张远之告诉记者：“父亲和周恩来、孔石泉大难不死，3人回到西安后还专门留了张合影。1976年周恩来逝世前，贴身口袋里唯一装着的就是这张珍贵的照片。”周恩来还在照片背面写了几个字：“劳山遇险，仅存三人”。他曾风趣地对张云逸说：“我们不仅是战友，还是难友啊！”
时隔9年才见到父亲
1914年，张云逸娶了同乡王氏。婚后的张云逸一心忙着革命，家中里里外外都由王氏打理。他们的婚姻看似平静，但王氏却一直有个心结：丈夫的两个弟弟早年夭折，而自己几年来只生下女儿张琼，身体也每况愈下。因此，她动了给丈夫再找一房妻子的心思。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王氏认识了在理发店工作的韩碧。她善良聪慧，讨人喜欢。接触时间久了，韩碧也把王氏当成自己的亲姐姐。就这样，在王氏的再三劝说和安排下，韩碧嫁入张家。“当时父亲任广东省揭阳县县长，根本不知道家里的情况。他回来后大发雷霆，批评阿娘（王氏）糊涂，说自己万一战死，耽误了人家。”韩碧听了张云逸这番话，被打动了，心甘情愿跟着他。
张云逸长期在外，韩碧和王氏两个女人既没有经济来源，又带着两个孩子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“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在理发店打工，我的衣食住行都是阿娘（王氏）操心，所以孩童时代，我更亲近阿娘。”不幸的是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在一次日军飞机轰炸广州时，王氏在逃难中被炸死。从此，韩碧独自一人挑起了家庭的担子。
张远之是张云逸与韩碧的第一个孩子。他1928年11月出生时，父亲就不在身边。“在长达9年的岁月里，我们母子没有父亲任何音信。”1937年5月，中共中央派张云逸从延安到香港，在华南地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。为了做掩护，组织上将韩碧和张远之接往香港。这是相隔9年后，一家三口的第一次重逢。“可我还没来得及熟悉父亲，他又被派去组建新四军。”
1939年7月，时任新四军军需处处长的叶辅平到香港转运军需物资。借此机会，韩碧和张远之也随他们一道，赴江南新四军军部与张云逸相聚。途中，叶辅平留下等后面的物资车辆，韩碧母子二人乘车先走。“后来我们得知，由于山路崎岖，后面的物资车辆都翻入山谷，叶辅平同志当场牺牲，我和母亲算是躲过一劫。”而当母子两人历尽艰险赶到新四军军部时，张云逸已被派往江北指挥部工作。“我和母亲又踏上了征程，到江北去找父亲。”那一次更是九死一生。
1940年3月，韩碧母子及新四军干部、战士共25人，行至安徽无为县时，遭到国民党武装部队的无理扣押。“国民党收缴了我们的武器，把我们25个人关押在一间大屋子里。不久，我们被押送至庐江的广西正规军部队中。路上，白天3个兵押一个人，长长的队伍，走了一天一夜。”张远之至今记得那个恐怖的夜晚，“下着瓢泼大雨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队伍也走乱了。”当得知韩碧和张远之是新四军高级将领张云逸的妻儿时，国民党军官立即电告蒋介石，邀功请赏。国民政府回电：“秘密扣押，当作人质。”
张远之回忆说：“我们都做好了死在国民党手里的准备。”后来，张云逸给国民党当局发电报，要求放人，但直到1940年9月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才释放了韩碧和张远之，此时母子二人已被扣押7个月之久。令人发指的是，与韩碧同行的23名同志以及后来派去与国民党谈判的田丰等3人均被惨无人道地杀害。至此，从1939年7月起，历经一年多的千辛万苦，母子二人终于在江北指挥部见到了张云逸。
相濡以沫，不离不弃
1945年，韩碧在山东临沂生下女儿张远明，女儿可爱的笑容给了她莫大的安慰。然而，远明刚1岁半，就因突发疾病死在了韩碧怀中。“当时的情景不堪回首，小妹妹死了一天，母亲还抱在怀里，谁拉都不肯放手。那样子太惨了……”经受了牢狱之灾，又面对丧女之痛，韩碧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刺激。直到1946年，韩碧的小儿子张光东出生后，她的情绪才稍有好转。
1949年全国解放后，张云逸出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、省人民政府主席，主政广西。韩碧则被任命为广西保育院第一任院长。在丈夫的鼓励下，韩碧逐渐进入角色，把保育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。
1953年底，50岁的韩碧性格与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加上更年期的影响，她常常烦躁不安，被确诊患上了精神分裂症。“母亲的病时好时坏，有时甚至会在夜里跑到父亲那里大吵大闹，严重影响父亲的工作与休息。那时，不少人好意劝父亲把母亲送到精神病院，但父亲始终不肯。”张远之说：“父亲认为，把母亲送到医院那种环境对她的康复更不利。留在家里，有他和孙子们陪伴，有亲人的关心和体贴，有助于她的康复。”韩碧发病时，张云逸从不发火。而且，只要有时间，他总会陪妻子去散步，陪她说话。医生也常来家里给韩碧看病检查，吃药治疗。
1956年，从上海交大毕业的张远之被分配到北京远郊房山县的原子能研究所，从事原子能反应堆和加速器工程建设。1957年，妻子王婷也调来了，两人在这里安了家，一干就是20多年。
王婷告诉记者：“1957年的一天，父亲专门提醒我们：‘五月初九是你母亲的生日，你们应该有所表示，让她高兴高兴。’我们就给她买了一套绣花丝绸衣服，母亲非常喜欢，一直保留着。”也许是家庭的温暖起了作用，在张云逸的精心照料下，渐渐地，韩碧犯病的间隔越来越长，情绪也相对稳定了。
“父亲晚年工作很忙，还有病，但无时不在关心我们，我们在学校读书，在工厂劳动，在农村搞‘四清’，不管在哪里，都常接到他的来信。”王婷说：“我的几个孩子都是在父亲身边长大的，老人家对儿孙非常疼爱。大孙子张晓龙参军后，给爷爷写信说部队的食堂和仓库里有很多老鼠糟蹋粮食。爷爷收到信后，马上叫工作人员买了许多老鼠夹给晓龙寄去，还写信对他提出表扬。”
“父亲爱整洁，外出时很注意军人仪表，平常在家衣着非常朴素。衣服、鞋袜破了，补了又补。他经常自己洗内衣、袜子，洗碗筷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。”为了能让全家养成艰苦朴素的好作风，张云逸提笔写了各种各样的提示短语，并把它们贴在醒目的地方。比如，灯的开关处会有“随手关灯”，厨房里则贴上“有时需做无时想，莫到无时想有时”等。
1974年11月19日，一代骁将张云逸走完了他戎马生涯的最后征程。20年后，韩碧谢世。弥留之际，她口中一直呼唤着张云逸的名字，两人用真挚的守候为这段姻缘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。
作者：《环球人物》记者 李妤航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