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身命令老佟安顿完了，下午到大队来报到、登记。不久专政队去抄老佟的家，让学生列队打着红旗喊口号助威。据老佟交代，这些元器件是准备组装电视机用的，以便接收党中央、毛主席声像的，不是什么发报机“敌台”。如此还镇的说服了专政队头头，勉强答应还给他。1976年毛主席逝世，举国悲痛。还参加并取得了吉林电子学会家电维修函授结业证书。一项用于物理教学的电子试验教具还获得了全国比赛优秀奖。
许多人知道我酷爱集邮和写作，并小有成就。但却不知我曾经还是一个无线电迷。若不是当年阴差阳错的命运使然，说不定社会上会多一个电子科学家，我个人的人生历史会重新改写呢。这要从我高中毕业后，在“戴帽”中学代课的那个关门村小学说起。
那年正值“史无前例”运动的高潮期。一天，关门山沟里突然响起了马达声，一辆卡车不知从哪儿送来了一个接受改造的“四类分子”。这对封闭偏僻的山村来说，可是一件新鲜事。因为四面环山的关门村仅有一条山路通过北岭与外界相连，这北岭陡峭险峻行人都打怵，卡车是爬不上来的。听说是大队派人沿河道修了便道，才把车领进来的。
因停车处距学校很近，我便利用课间也跑过去卖呆儿。但见一辆车轮糊满河泥的卡车喘着粗气，停在第二小队队部旁的两间草房前。那原是队里的农具仓库，临时腾出来的。车上的东西不多，除了两个押车人员和姓佟的“阶级敌人”外，就是几个大箱子和简单的被褥、锅碗瓢盆什么的。几个带着“专政队”臂章的青壮年上车，七手八脚地就给卸巴完了。
那个大队专政队头头高声喊道：“有什么好看的，都散了吧！以后要和他划清界限。……”转身命令老佟安顿完了，下午到大队来报到、登记。然后就领着两个押车和司机去大队长家吃饭去了。
那时的我作为“可以教育好的”“右派”儿子，刚接触社会，对社会上的事情知之不多，也不敢随便打听。后来听说这个比我父亲年长一些、带着一幅近视眼镜、也是知识分子模样的老佟，是从事电子专业的，却不知是什么原因被定为“历史反革命”，而遣送到这个偏僻的山沟里接受改造。
老佟平时很少说话，他在学校操场的台子上低头请罪时，同我父亲并肩挨着。专政队头头质问和训斥他时，他才有几句淡淡的回话。有人说他“不老实”，并带头喊起了口号。台下的学生也齐声跟着喊，无非是“斗倒都臭”、“老实交代”、“文化大革命万岁”之类。然后学生进教室，背诵毛主席语录，唱革命歌曲、写批判稿。
在台上站时间长了，难免腿发颤，批斗会（图一）一结束，我就上前去搀扶爸爸。顺手也扶了老佟一把，并把他脖子上挂的牌子往上提了提。他抬头看看我露出一丝苦楚的笑。别人的牌子是硬纸板的很轻，而他那“反革命”的牌子是用厚木板做的，足有一个面板大，十几斤重，细铁丝已把脖子勒出深深的一道沟。
不久专政队去抄老佟的家，让学生列队打着红旗喊口号助威。几个箱子被撬开，竟是电子零部件和书本。记得有电学的、文学的、历史的等等。当场除了“红宝书”和几本领袖传记外，都被专政队装进了麻袋带回大队部。并让老佟一并过去，令他交代是如何安装“电台”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。
那时山里的孩子平时只能看到学校发的课本，别的书籍根本见不到。偶而谁弄来一本小说，大家都争着抢着阅读。这些专政队队员自然也不例外，他们回到队部，先自己挑了喜欢的留了起来，然后开始审问老佟。
审了一气并没有什么结果。据老佟交代，这些元器件是准备组装电视机用的，以便接收党中央、毛主席声像的，不是什么发报机“敌台”。而那些密密麻麻印着图纸、公式的书本，也都是电子学的专业资料，但谁也看不懂。那时关门村四个生产小队，一百多户人家，仅有几台“戏匣子”（收音机），电视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，人们感到很好奇。
老佟生怕他们把这些珍贵的资料和零件给毁了，一再解释哀求，并保证能让大家看到伟大领袖形象、听到党中央声音等等。如此还镇的说服了专政队头头，勉强答应还给他。而那些小说等就全给没收了，说那里有“反动”的内容。我和几个高年级的男生按专政队的指令，帮忙将书籍收拾好重新装回麻袋。老佟趁没人注意偷偷塞给我一本《无线电入门》小册子。谁知就这一本书却把我引进了一个奇妙的电子世界。
由于我的出身不好，父母经常叮嘱：“咱与人家不一样，要学点知识，将来一定会用得上的。”我就在斗“臭老九”、批“白钻道路”的高中时期，坚持用功学习，文理科都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。因此我捧读《无线电入门》，很快就被那新奇的知识领域迷恋住了。当然也有很多似懂非懂、弄不清的地方，我就利用到牛棚送饭的机会请教老佟。也曾在夜晚偷偷钻进老佟家，如饥似渴地学习、试验。有很多维修技巧和电路设计，都是那时他亲自传授的。如某些功能管的替代、灯丝电压的保护、栅极偏流的调整、低频大功率放大电路的组装等等，为我日后组装、维修收音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起初，我背着父母置备了电烙铁、大小螺丝刀、各种钳子镊子等必要的电工工具。还偷偷地把自家的“戏匣子”（电子管收音机）拆解了（图二），然后再按照线路图重新进行组装。不会调试“中周”就找老佟，慢慢的我就掌握了电子管收音机的工作原理与组装技术。后来被父母亲知道了，认为我考学、参军无望，学一技之长也挺好。便支持我添置了一块想往已久的“万能表”，更使我工器兼备，兴致勃勃地玩起无线电了。
我从义务为大家修理收音机开始，试着为没有收音机的家庭组装制作收音机。设计电路图、冲压制作底盘、采购元零件，甚至学木工做机壳等，都是我利用课余时间一人完成。在不断受到乡邻们称赞的同时，我从最简单的三灯直放机，到五灯超外差机，以及带唱机的多灯、多功能落地式，都设计组装过。还改制过一些老式收音机，为其改善音质、增加波段、扩大功率、提高性能等。
那些年我带毕业班，白天要上课辅导批改，晚上一干就是多半夜，兴趣使然也不知道累；常常还要搭上些元零件。那时我身上总带着一个小本子，随时记下收音机故障原因与修复方法，记下要采购的元零件型号参数，有去市内的我就“开方”托他按图索骥。实在买不到的，我就采取替代法解决，或按报纸上的广告联系邮购。因此还结交了不少外地爱好无线电的朋友。记得有一段6E2“猫眼管”和6P1“功放管”不好买，我就是通过上海朋友买到邮寄过来的。
但老佟的电视接收机却一直没有组装成功。从理论上讲，他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可行性，但残酷的现实不允许他付诸实施。主要原因是那时的电视技术刚刚进入实用阶段，有很多专用的电子管与元零件，世面上根本买不到；再加上农村山区条件艰苦，找一只适用数值的小电阻都很困难，妄谈组装有几百个元器件的电视了。
1976年毛主席逝世，举国悲痛。大队部托人从抚顺无线电八厂购买了一台刚投产的“金凤”牌黑白电视机，供全村百姓瞻仰、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。那时人们都刚见到电视机，谁也不会、也不敢去调试播放。大队书记专门做出决定，由我每天晚上在学校操场为大家播放电视，别人一律不准动。多年后回访故乡，一些邻居发小还指着我调侃说：“你小子当年把我们唬的，就你会放电视！”
后来我调到乡中学任教，生活条件好了许多。自费订阅了《无线电》、《现代通信》、《电子报》等电子报刊。工作之暇仍坚持钻研无线电技术，曾一度痴迷到废寝忘食的地步。就这样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无线电技术上。在中学除任毕业班班主任，教语文和物理课外，还是学校的电工。下班后继续义务为同事、乡亲们修理家用电器，随叫随到、来者不拒，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赞誉。从中体验着一次次成功的喜悦，也享受着别人没有的乐趣。
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半导体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，我自然要跟上形势。开始潜心钻研晶体管收音机的组装与修理，所订阅的和购买的报刊与书籍成为我无言的老师。还参加并取得了吉林电子学会家电维修函授结业证书。在《北京电子报》、《成都电子报》等报刊发表了数篇研究文稿。一项用于物理教学的电子试验教具还获得了全国比赛优秀奖。
一本《收音机巧用200例》也由辽宁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（图三），还被市科协评为优秀科普成果奖。另一本点灯熬油、一笔一笔写成的《时基电路555的试验与应用》书稿，在成都电子出版社搬家时被遗失，令人痛心不已，对我的打击也很大。
就在这时，拨乱反正的春风乍起，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的入考成绩也比较好，但由于父亲的原因政审没有过关，失去了上大学攻读电子学专业的愿望。翌年我进入抚顺师范学习，出校后重新登上讲台，又走出大山，成为一名专业的“嘴力工作者”。几十年来，由于工作性质与生计的原因，使我不得不逐渐远离了心爱的电子技术。而当年那位我的无线电启蒙老师——“历史反革命”老佟，后来听说也平反回城了，但始终不知安居在何处。如果他健在的话，恐怕也有90岁高龄了。谨借此文祝福他老人家吧。
附图三幅。 （作于2019年9月1日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