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中秋期间在刘邦广场南面的绿杨春酒店吃饭，得以有机会再次和当年的丰县露天电影院进行零距离的接触。几经改变都是为了适应市场需要，以便生存下去。它因夹角而建，北靠大同街，东靠胜利街，故人们亲切地称其为“拐角楼”。由于影片市场需求大，因此通宵连场放映。这是中国第一部没有特技动作的武打电影，真刀真枪的武打犹如武术擂台赛，吸引全国的目光，因此一票难求。
今年中秋期间在刘邦广场南面的绿杨春酒店吃饭，得以有机会再次和当年的丰县露天电影院进行零距离的接触。由于多年在外，丰县露天电影院极少有机会光顾，今日故地重游突然发现它不知何时被废弃了！徘徊于此，满眼凋敝不堪，二楼的放映处蛛网弥漫，一如当年刘邦母子躲避官府追捕的破庙。昔日的售票处变成了卖烧鸡的店铺，招牌还挂在那里，但大门紧闭，大概关门了吧。电影院门口冷冷清清门可罗雀，沧桑感扑面而来。伫立此处，几十年前亲见亲历的场景一幕幕浮现出来。
姥姥家在吴架子街，距离露天电影院不到两百米，因此小时候常随母亲来这里。尤其1968年到1970年姥姥生病期间，母亲要照顾姥姥，我得以常年随母亲住在这里，留下了铭刻于心的童年记忆，因此这一带像故乡一样亲切。
露天电影院最早里面是条凳，而且没有梯度；后来升级改造，换成一人一凳，且增加了梯度，最高处接近二楼的放映口；再后来又增加了软座的小放映室。几经改变都是为了适应市场需要，以便生存下去。但最终和王利发的茶馆一样，虽百般改革依然被时代发展的大浪推向了沙滩。
胜利街是当年丰县烟火气最浓的一条街，酱园子、茶馆、卖水处、粮管所、银行等事关民生的店铺这里都有。当年仅次于百货大楼的商场——拐角楼也在这条街的最北端。它因夹角而建，北靠大同街，东靠胜利街，故人们亲切地称其为“拐角楼”。现在这条街上的拐角楼没了，电影院对过的银行小楼没了，处于吴架子街和胜利街交叉口（实小的最西北角）的卖水处也没了。粮管所虽没有拆，但改成了绿杨春酒店。幸运的是胜利街相当多的旧门面房至今没有湮没于拆迁的浪潮中，只是改了营生，但外观依稀可见老丰县的旧影，这大概是丰县城里仅存的旧风貌了。因为紧靠繁华的胜利街，所以电影院门口的这段街很热闹，特别是一早一晚。
晨光熹微，卖小百货的摊点就开张了，买早点的，买菜的，打开水的，上学的，换班的等等，摩肩接踵，一如农贸市场般的喧嚣。各种吆喝声此起彼伏，把生活的烟火味渲染得沁入肺腑。露天电影院门东旁当年的一排平房，至今尚在，只是荒凉无人了。当年这平房的东面几间是商店，最西边那间是粥铺，是我小时候经常光顾的地方。姥姥喜欢喝粥，因此她每天的早餐基本上是粥和油条。几乎每天早晨母亲都拿一个白色的搪瓷缸，去这家粥铺买粥和油条。这个搪瓷缸是舅舅在朝鲜牺牲后留下的遗物，不少地方搪瓷脱落了，留下一个个黑色斑点，但姥姥一直不舍得扔。一缸打满可倒出三碗，姥姥、母亲和我每人一份。我经常跟着一起去，还因为我心里有个小秘密：电影院对门偏西一点就是煎包铺，后来迁到路南电影院的西边。我舅母就在这里包煎包，走过这里可以吃个包子呢。
直到1978年我去丰中读书，这里还是粥铺，只是主人换了。当年这粥铺的主人是一位中年男人，但绝不油腻，爷们味十足。“热粥…，喝热粥了…”拖着长长后腔的吆喝声不但穿云破雾，而且九曲回肠。抑扬顿挫，婉转有致，加之他声音沙哑，有磁性，因此很有特色。他不像是在吆喝，像是在唱，能把这简单的几个音节吆喝得如此具有艺术范，像陕西的秦腔，像黄土高坡的信天游。听到他的声音就感觉满口的粥香。粥盛放在用白布包裹的圆缸内，冬天可以保温，粥缸放在门外街边上，旁边放一两个案板，几只小板凳，顾客就在街边吃了起来。盛粥的勺子是小葫芦瓢，戒尺一样的把很长，盛粥时先用勺子靠近碗口然后高高扬起，像是四川的功夫茶表演，一点也不撒在外面。“老板，再来一碗！”“好咧！”于是，勺子扬起，茗粥如银河落地，飞流直下。
夜幕降临，这里更是热闹的所在。在没有电视的年代，看电影是件很隆重的大事，在农村一听说晚上有电影，就早早喝过汤带着老人孩子去抢占最佳位置了，看一场电影似乎像吃了顿大席一样的享受。那时新电影不多，一部电影往往看几遍也不烦。像《南征百战》《渡江侦察记》《奇袭》《朝阳沟》《闪闪的红星》等看了不知多少遍，从黑白片看到彩色片，从城里看到农村，从这村看到那村。城里的电影院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新片总是城里先放，有的甚至轮不到去乡下拷贝就交流到其他县去了。每有新电影放映，电影院门口就早早排起长长的购票队伍，紧张时候还有黄牛票呢。楼上的人造小太阳把电影院门口照得亮如白昼，观众熙熙攘攘云集这里。卖花生的、卖儿童玩具的等小买卖都汇集这里，俨然成了繁华的夜市。此时最忙碌的是寄存自行车的，一篮子成对成双的竹符，给车主人拿一只，挂在自行车上一只，结束时对牌领车，和几千年前对虎符带兵一样。大我一岁的表哥常带我去看电影，但因没钱买票，就趁检票人多混乱时猫着腰挤在人缝中混进去。
在这里看电影印象最深的有四次。第一次是1979年看由陈冲、刘晓庆和唐国强主演的《小花》。先是在宣传海报上看到介绍刘晓庆演抬担架上山的一段戏如何投入，膝盖上磨出血也不叫苦。那是第一次知道刘晓庆的名字，从此她以励志者的形象印入我的脑海。后来又相继看了她主演的《原野》《芙蓉镇》等电影，并读了她的自传《我的路》。出自本书的“做人难，做女人更难，做名女人难乎其难”后来还成为风靡全国的名言。《小花》中抬担架的那段戏是在苏州的花山拍的，那段台阶叫“五十三参”，取自《佛经》善财童子“五十三参，参参见佛”之说。花山我登过两次，每到这里就想起《小花》电影中的这一镜头。
第二次是1981年看《望乡》。七十年代末引进中国的日本电影《望乡》取材于日本幕府和昭和时期一批妇女被卖到南洋做妓女的史实。开放初期的中国思想依然保守，因此这类在中国一直被禁锢的素材，突然来到中国自然在全国引起轰动和争论。巴金的《随想录》有三篇就是谈《望乡》的。由于影片市场需求大，因此通宵连场放映。我当时正读高三，一天放晚自修，宿舍几人一怂恿就去偷看《望乡》去了。第二天班主任老师知道了，把我们几个拉出来批评了一顿。
第三次是1982年读大学时放假回家看《少林寺》。这是中国第一部没有特技动作的武打电影，真刀真枪的武打犹如武术擂台赛，吸引全国的目光，因此一票难求。和我邻居的表哥托人搞到两张半夜场次的票，我俩夜里骑车30里路看了这场电影。
最后一次在这里看电影是2000年我做班主任带学生来这里看包场，以后再也没有踏足这里。当年的丰县文化娱乐中心——露天电影院废弃了，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。电视普及了，豪华影剧院也星罗棋布，谁还愿意去露天看电影呢？因此，露天电影院的衰落，恰恰反映了时代的进步，它告诉我们：唯有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时代潮流，否则就会被潮流推向沙滩。
